要回答這個問題,我想把另一個人格測驗工具 Big 5 拿來做比較。 先來回答一下,為什麼在學術界,對於 MBTI 跟 Big 5(以及從 Big 5演化出來的六大特質 HEXACO)這兩個人格測驗工具的觀感跟差異會這麼大。 若是有在念心理的人都知道, MBTI在學術界的人格測評工具中並不是主流。而 Big 5卻是過去二十年來在人格研究領域最常用到的。以下是我個人針對這個現象的一些看法。 第一個最顯而易見的問題,是因為發明 MBTI 這個工具的母女,她們本身沒有受過正規的心理學訓練,她們不是學術界出身的。雖然MBTI在後來發展的過程當中,曾有一些學術界的人們嘗試加以進化,更有系統地去研究,想要提高精確度,是的確得到過一些注意力,但仍沒有成為主流。我覺得在學術界會有這種大小眼對待的事情發生,並不是令人意外的。我來自一個學術家庭,我的父親跟兄長都是大學教授。幾十年來對於學術界一些政治甚至黑暗聽聞很多,我知道學術界的確容易會有心態狹隘、固步自封的情況,尤其是對於學術領域的偏見。一旦有了偏見,就覺得這個東西不是正規的,他們就會產生排斥的心理。對 MBTI 來說,這是歷史淵源,我們很難去改變。 第二個原因是來自測驗準確度的問題。 MBTI 跟 Big 5這兩個人格測驗工具,在本質上要測的東西是非常不一樣的,因此在數學上的驗證方法也會不一樣。 MBTI是把人分成不同類型,所以它的測驗最終想得到的結果,是嘗試把受試者歸入某一個特定的類別。打個比喻,就像我面前有幾個垃圾分類的桶子,我要把手中的東西丟進哪一個桶子?如何才是正確的分類方法?雖然這個物品可能有重疊的性質,但我只能選一個作為最終的結果,不能模稜兩可。尤其MBTI的每一個指標都是只有二選一,除了每一個單獨的問題,整個測驗過程到最後還要再度重整驗證全部的答案,利用統計與機率嘗試找出可能性最高的類型。這是相當複雜的計算。 而Big 5的計分相對簡單。它的5個人格特質,各自獨立,每一個特質就是用1 到5的數字來代表。測驗時的題目計分也是1 到5。它用的是continuous numbers(連續性的數字),並沒有要特意把你去歸類到哪一個桶子裡面。單純的用數字來計分,是像光譜一樣連續性的。而計分的結果可以落在這個範圍當中的任何一點,是任何一個計算出來的連續性的數字當中,只有比較,沒有對錯。 MBTI 的二元性的分類法在數學上來說本來就是比較困難達成的,遠比連續性的數字的統計方法要困難很多。其最終的結果必須只能選出一個類型,這個結果不是對,就是錯,沒有其他任何的可能性,不像 Big 5 的數字只是代表一種程度那樣 forgiving。 所以,單以測驗的準確度來說,MBTI在數學上的確就難出很多。即使連官方版本的測驗,再怎麼精進,都還是很難很準確地把每一個人都歸類正確。這個計算過程當中只要有點誤差,就可能會被歸類到另外一類型。而 Big 5是沒有這個顧慮的,因為它並沒有所謂的正確與否。很多反對的人可能只是基於測驗的結果不準確,而一竿子推翻 MBTI這個工具,或把它跟星座算命來類比。我覺得這個做法是有欠深度考慮的。 我覺得應該把「知識系統」與「測驗方法」這兩件事分開來看。 我認為MBTI這個工具的架構跟系統本身是非常實用,而且很有道理的。而它遭人詬病的的確就是它的測驗準確度,這也是為什麼我後來都不再採取做測驗的方式,因為我知道它的難度很大。但是我們不應該因為這樣而否定了這個工具本身的深度及可以達到的效果。因噎廢食。如果那些不喜歡或者批評 MBTI的人,針對的是測驗準確的問題,那麼很簡單,就是不要用測驗的方式!我們只要避開了測驗這件事,而回歸到這個工具的本質去使用,比如說用諮商或更深度的方式,來找到正確的結果,進而幫助人達到自我了解、與人溝通的目的,這才是正解啊! 簡而言之,我們要把一個知識系統或工具的實用性,跟它的測驗方法分開來看。 Big 5的好處以及能夠被學界接受,是因為其數學方式帶來研究上的直接了當,沒有爭議。這是MBTI 吃虧的地方,但這並不代表MBTI這套理論本身是有問題的。
兒子在中學時曾經去參加過一個辯論夏令營。當他在跟我分享某個辯論的主題及過程時,我意識到他跟其他的孩子一樣,可能對於辯論這件事抱著一種令我擔憂的觀念。 於是我告訴他: 「我覺得學習辯論技巧,對你來說最重要的好處是訓練你的思考邏輯,穩固你的辯證能力。它的目的是讓你有更好的能力去釐清及理解事情的前因後果,把問題想清楚,增加你做判斷時的自信心,絕對不是為了使用這個工具來駁倒別人,甚至成為一個狡辯的高手。」 這是我個人的態度 —- 面對時事議題,政治議題,敏感議題,複雜議題,等等,大多時候,我都選擇不參與討論或爭辯。並不是因為那些話題不重要,或者我不關心,或者我是個騎牆派,而是因為,第一,當我自己在思考時,總是很習慣地會在兩種(或多種)不同的角度之間來回切換,嘗試要去理解另一方的思維。當我越是深入去瞭解或同理不同立場的出發點之後,就越覺得我無法用很單純的一個角度來回應或選邊站。 第二,基於對人類心理及大腦偏誤的認識,我知道在爭辯的過程中,每個人都深受自己過去的個人經驗、社會文化、以及當時的情緒,甚至面子,等等包袱所影響,很少有人能真正做到客觀。事實上,完全客觀的邏輯分析只有無情無義的人工智能(AI)才做得到。大部份人所謂理性的陳述,充其量只是在「尋找合理化的解釋」(參閱「我理性,但我不合邏輯」)。其中常常夾帶了各式各樣有意識的、無意識的動機在裡面。我無法相信別人是客觀的,同樣的,我也不敢相信自己是客觀的。 在面對一件模糊或者難以簡單判斷是非好壞的情況時,我們的大腦會不自覺地去尋找我們潛意識所偏好的訊息,加以放大,然後很自然地說服自己,這就是答案──即使同樣的訊息可以被不同的人解讀出完全不同的結論。心理學家們之為「動機化的論證」(motivated reasoning)。這些論證大多時候都無所謂對錯的,端看你自己要相信哪一個。 在看一張由一些模稜兩可的線條所組成的圖片之前,受試者事前被告知,如果待會他們看到的是一種農場動物,他就會被分配到飲料A,若是看到的是海裡動物,他們就會分派到飲料B。曖昧的圖片只在受試者眼前閃過一秒鐘,結果喜歡飲料A 的人看到馬,喜歡飲料B的人看到海狗,這兩種的比例都高達70%左右(而控制組則是接近隨機比例,50%)。 1982 年在黎巴嫩的貝魯特發生了一場令人震驚的大屠殺。在美國的電視新聞上看到同樣的畫面及報導之後,親猶太裔的觀眾及親阿拉伯裔的觀眾,雖然立場各自不同,卻異口同聲抗議電視台的報導不公正,對他們所支持的那一觀點有偏見。 當我們聽到那些和我們政治立場不同的人的說法時,我們總是很自然地覺得對方若不是搞不清楚狀況,就是故意扭曲信息。其實很多時候兩者都不是,他們是真的看到了我們沒有看到的部份,就像盲人摸象一樣。因為無意識的「動機化的論證」,讓每一方都可以找到符合各自想要得到的結論的有用信息,而藉此懷疑或打擊對方。 因為動機化論證是潛意識的,所以人們會理直氣壯地宣稱自己是完全中立的,沒有偏見,不受外界因素影響,自己的結論來自非常清晰的思考。但許多的心理學實驗已經告訴我們,我們的潛意識是多麼狡猾地溜進我們所謂有意識的想法及行為中,主宰著我們的理性運作。 要選哪一邊站,這本無可置喙。但若一眛堅持自己的論證而不願意聆聽別人的觀點,固執相信自己是理性的,而別人都非理性,這才真的是大錯特錯。 於是我體會到「爭辯無用」。爭辯並不能幫助人與人之間的對話達成結論,解決問題。我會運用這樣的辯證思考來挑戰自己尋找真理,但作為一個和別人對話的工具,我覺得它既危險,且注定成效不彰。
不久前兒子看了一個節目,是在人群中「捉地鼠」。所謂捉地鼠,就是找到那個和別人不一樣的黑馬,比如說這一群人(約 8到 10人)的共同性是喜歡打棒球,他們就會安插一個不是棒球迷的地鼠,埋伏其中,融入在群體的對話及互動中,假裝自己跟他們一樣,然後叫所有參與者猜哪一個人是假的。通常每一輪給他們10分鐘的時間去對話,然後每個人各自猜測誰是那個地鼠。每一輪會淘汰掉一人,反覆進行,直到剩下最後一個倖存者,才會揭曉答案。題目的性質各式各樣,比如說一群國中生當中混進一個五年級的小學生,或一群篤信的教徒裡混進一個無神主義者,等等。 兒子津津有味地跟我提到這個遊戲,發現要單單從觀察人們的互動中找到地鼠還真不容易,因為那些地鼠演技太好,常常可以安全蒙混到最後。他說他曾經成功地猜到一次,得意洋洋地,問我要不要來試試看。我本來沒什麼興趣,但既然他興致勃勃,我就答應姑且試之。 他讓我看了5集,結果每一集我都是在他們開始說話後的一分鐘之內就捉到了,而且大多是在那個地鼠一開口說第一句話,我就知道了,幾乎是立即感應。若不是我指的第一個人,頂多就是第二個。兒子驚嚇得下巴都掉下來,他看了幾個小時的節目,我總共只花了不到十分鐘就一一攻破,完全沒有挑戰性可言。 我用很神秘的笑容跟他說:「記住了,你媽是自動測謊機。」 前兩篇關於機率決策的文章,我舉例了關於來自於直覺的謬誤。的確,我們的大腦經常貪快、走捷徑,會讓我們的思考不夠完整、精確,一不小心誤入陷阱。 但是我們不是也常常聽到有人說直覺很準,很有用嗎?也沒錯,利用直覺,無須想太多,就知道答案是什麼,像上面的「捉地鼠」例子,就是一個「快、狠、准」的直覺表現。 「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這本書把人們思考的路線分為兩種系統,一種是快的,走捷徑的,稱之為「系統一」,另一種是較慢的,經過有條理的運算(思考),稱之為「系統二」。而另一本書很有名的書,「決斷2秒間」(Blink),則是探討直覺的驚人準確性。這種直覺好像根本不需要收集任何資訊,就能在一眨眼的瞬間辨別真假。但若你去問本人怎麼辦到的,他並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因此這種神準的直覺就像是一種天生的本領。在這本書的一開頭,作者就說了一個關於價值昂貴的古蹟藝術品的真偽之辨的真實故事。博物館聘請專業公司,花費大把人力、金錢、及時間,去做辨識,幾經驗證,原以為千真萬確,終於下手購入,之後竟還是被某個經驗豐富的專家在幾秒內一眼看穿,證明原來是個鷹品。大費周章之後所得的結論,還不如兩秒內的直覺判斷。具有這種神力,不用費心去收集、分析資訊,真的省事很多啊! 到底直覺是可靠的嗎?我們可以依賴直覺嗎?但之前又說過它會造成許多判斷上的謬誤,不是嗎? 其實,直覺有兩種。 在英文裡,直覺可以用 heuristics 或 intuition 這兩個字,但這兩者的概念是不一樣的。 Heuristics 強調的是「啟發的過程」。它採用簡單的邏輯或常識,用簡化的方法來解決問題。但它的本質是探索性的,也就是說,它還是需要經過一個思考、發現的過程,但重點是「簡化」了需要用到的資訊及步驟,以降低這個過程所需要付出的努力。比如說把分析的過程從5 個步驟簡化到2 個步驟,把使用的資訊從 100% 或 80% ,縮減到 50% 或30%。 Intuition 更多意味著的是一種「整合的能力」,它是自然的,不需要花力氣,也不需要去推理。它在第一時間內已經迅速且自動地把多元的資訊整合完成,像看到一個立體拼圖一樣,從0 到1 的跳躍,是一步到位,根本連簡化的空間都沒有(不需要)。 所以 heuristics 基本上仍算是經過思考(推理)的,只是非常化約,是一種「簡化的過程」。而 intuition 則是反射性的,就像膝蓋的反射動作一樣,迅速立即,但其背後的機制卻是複雜且完整的,並不馬虎。 之前我曾提醒勿犯的那種推理謬誤,來自於前者,heuristics,那是一種簡化、偷懶的直覺。而令人印象深刻的 intuition,則是那種難以言傳的「神來之筆」。 雖說 Intuition 是一種能力,但能力既可以是與生俱來,也可以是後天經過訓練培養出來的。 那些具有神來之筆的的直覺的人們,雖然被問到的時候,無法具體解釋他們到底是如何在第一時間就如此迅速做出正確的判斷,但根據大腦神經科學的研究,發現這種現象發生時腦部運作的路徑跟一般使用理性思考的過程(包括那種簡化、偷懶式的)是不一樣的。一般分析推理的過程會循序去調度、運用好些個單一區域,最後再去做認知判斷。但神準的直覺,其運作比較像是利用大腦裡面早已經建立好的一個高速網路系統,各區域像是百花齊放似地瞬間完成了知覺資訊的整合,所以當事人是不自覺的,不刻意的。 所以 intuition 的重點是那些早已經建立好的高速網路系統。為什麼那些人的腦中會有這種系統存在?在「決斷2秒間」書中,作者所舉的許多真實故事的例子,他們多半是經由長年累月在職場或相關經驗中累積下來的。當我們對某件事物非常熟悉,經歷並觀察過千百種不同版本的變化,經常使用到這樣的認知過程,那些資訊不但被儲存在大腦中,而且腦細胞們知道這些資訊經常要被用到,且都是經過同樣的連結道路。既然是常常要走的路,車流量大,乾脆就建一條高速公路吧!連結的加深,就像是把之間的溝通管道拓寬一樣,從二線道變成十線道,速限從 50 上升到 200…
我們一般所謂的理性,是發生在有意識的層面的一種認知過程。人類與其他動物不同的其中一大區別,是人類有好奇心,有創造性,會想知道「為什麼」。因此,我們會想解釋我們所觀察到的現象,會想去理解 (make sense )我們看到或經驗到的事。這是人類認知功能的一種反射動作,為了滿足「為什麼」的好奇心,所以我們習慣性地「合理化」我們的行為或決定,就是給予一個原因 (reasoning),說白一點,就是「找理由」。這樣我們才覺得安心,覺得一切在掌控之中。 所謂的「理解」,就是「找理由來解釋」。 在找理由的過程當中,我們所搜索、利用到的都是我們自己可以意識得到的資訊,然後把這些在意識層面的資訊「餵」給我們那個以經驗及知識所累積起來的心智結構。即使能提供原因來解釋說明,即使你以為自己很客觀,即使你真的不帶情緒,並不代表那就一定是真實的答案,你可能只是在「加以合理化」。 相較於人類過去幾千年的歷史,因為科技的驚人發展,我們現代人所面對的是一個更加複雜、更加弔詭的人文及現實環境。資訊量的充斥及步調的快速,使我們在每天的生活中淺意識地想要簡化一切、迅速達標,因而失去對於真正重要訊息的分辨及觀察的能力。因此我覺得我們更加需要有意識去做的一件事,是去「覺察」,而不是去「找理由來解釋」。這個覺察的動作應該要優先於「理解」或說想要搞懂的渴望。 覺察(awareness)是一種打開知覺觸角的觀察,需要的是安靜,是沈澱,是對周遭正在發生的一切敏銳地去紀錄,然後消化、關聯。更進一步的覺察則應該要跳脫任何的立場,成為一位「在陽台上的觀察者」(an observer on the balcony) 。就好像去參加一個舞會,你人在現場,但與舞池保持一定的距離,站在二樓的陽台(包廂)上,觀察這些跳舞的人們。你關注他們,但不身陷其中,你的高度讓你可以發現到一些站在一樓時所看不到的角落。 比如說,今天回到家發現氣氛不對,或某個家人情緒不好,先別急著嘗試要理解發生了什麼,或急著要知道為什麼。而是先煞車,花一點點時間好好觀察一下,把五官都打開:眼睛仔細地看每一個角落,每一個眼神,每一個手勢;耳朵辨別聲音的高低、快慢;鼻子深呼吸去尋找氣味的不同;用手、腳、或身體去碰觸現場先關的東西,可能是紙張、杯子、沙發、遙控器、食物、桌子、牆壁等等。敏銳且淡定地把舞池裡環境、人物、以及之間的互動信息收集好,同時也把自己的狀態調頻到能夠接受他(她)此刻的情緒,然後再來用問問題的方法一步一步地收集到更多的資訊,加以整理、過濾。 我們不是不能去理解,更不是不要去理解,而是在理解之前多停留一會,先加上一個覺察的過程,用我們的五官及聯想力去紀錄、捕捉、辨認,而不是急著作任何解釋或搜尋理由。這種訓練會讓我們的意識變得更加清晰,更加地與現實狀況,與此時此刻的當下做有意義的連結。這其實就是「活在當下」的力量。 藉由這樣的覺察能力所帶來的理解,將會有更穩固的深度,及包容的寬度。
「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這本書揭露了很多關於人們使用直覺的謬誤,它的作者心理學家 Daniel Kahneman ,是2002 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你可能會覺得奇怪,為什麼一個心理學家會得到的是經濟學獎?在「沒人想當傻蛋」那篇文章中我曾提到過,行為經濟學(neuroeconomics, or behavioural economics)是一門結合眾多領域的新興科學,藉由整合心理學、大腦神經科學、機率學、統計學,甚至哲學的知識,來瞭解人們做判斷的行為,尤其是牽涉到資源的重新分配(獲得、損失)這一類的決定或預測,因此它最大的應用是在經濟學,也有人稱之為決策學(decision science)。 代表性直覺(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 琳達今年31歲,單身,坦率直言。她大學時主修的是哲學,在大學時代她非常關心社會正義及種族歧視相關的議題,也曾參加過反核示威遊行。 請問以下哪一個關於琳達的猜測最有可能? (1)她是一個銀行行員。 (2)她是一個銀行行員,同時也是激進的女性主義者。 你選哪一個? 大多數人都會選擇(2),因為根據之前的描述,大家覺得最有可能的是「她是個激進的女性主義者」。然而含有這個描述的選項只出現在(2),所以直覺選(2)會使我們的猜測更加明確。 然而仔細想想,這是個很基本的機率問題。答案(1)只有一個描述(事件A),而答案(2)是兩個描述(事件A 和事件B)。不管事件A的機率是大是小,一旦要再交集另一個事件,其交集的機率一定會小於單一事件的機率。 P(A & B) = P(A) * P(B) 機率是介於 0 到1 之間的數字,機率A乘上機率B,一定是越乘越小。所以,描述(1)正確的機率一定大於描述(2)正確的機率。 你很意外自己也會犯這種簡單的錯誤嗎?並不是因為你不夠聰明,而是因為你的大腦很偷懶。 Kahneman 和他的同事 Tversky 早在1970年代就用心理學實驗證明,我們的大腦經常為了求快,仰賴啟發式的直覺(heuristics)做快速判斷,而誤導我們做出錯的結論。我們的大腦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它可以降低處理的資訊量以及分析的步驟,以節省腦細胞運算的資源。 在他們研究得出的幾種常見謬誤當中,其中一個最有名的,稱為「代表性直覺」(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它有點類似偏見,抓住代表性的資訊,不多做分析或考量機率,逕自把人貼上標籤,以上關於琳達的問題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根據 Kahneman 和 Tversky 的研究發現,人們在做預測時,會偏好使用小範圍的資訊,更勝於具有一般性效力的資訊。我們下意識地認為小範圍的資訊更加明確(specific),所以應該會提高猜測的準確度,但其實這是一種謬誤。因為小範圍的資訊通常適用於特殊狀況,發生的機率較低,而一般性(普遍性)的資訊適用於更大範圍的情況,發生的機率較高。 忽略基準比例之謬誤(base rate neglect fallacy) 前一篇討論新冠病毒測試的文章裡提到「忽略基準比例之謬誤」(base…
2020年四月份的時候,住在紐約的大衛測試新冠病毒得到確診的結果,同期間另一個住在台北的大衛也得到確診的結果。兩個人都沒有出現症狀,但都被納入當地確診人口的統計數字。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即使在已經確診的情況下,紐約的大衛其實真的有被病毒感染的機率只有 93%,而台北的大衛真的有被感染的機率更低,只有 29%。 為什麼呢?第一,所有的測試本身都是有誤差的,比如說,真的有病卻未被偵測到,這叫做假陰性(false negative);而其實沒病卻被測出有病,這叫做假陽性(false positive)。關於測試的準確性,在醫學上或是統計學上,至少可以分為兩種: (1)敏銳性(sensitivity)指的是在真的有病的人當中能夠正確測出陽性(true positive)的比例 (2)明確性(specificity)指的是在真的無病的人當中能夠正確測出陰性(true negative)的比例 測試的敏銳性與明確性 任何一種統計的誤差若能壓低到5%,其結論就具有非常有效性。所以不管是敏銳性或明確性,若能達到95%,就算是很了不起了。目前以新冠病毒的測試來說,實驗室裡用RT-PCR的測式結果是最準確的,也最昂貴,但其敏銳性落差很大,從 70% 到97%不等;唾液測試是 72%,鼻腔抹拭63%,喉嚨抹拭則只有32%。 第二,大部份人在做類似的認知判斷時,常常犯一種忽略環境因素的基準比例的毛病,只用既得數字而草率地推論出比實際情況嚴重的結論。這是所謂的「忽略基準比例的謬誤」(base rate neglect fallacy),這無論在機率學或認知心理學的領域,都是很有名的一種常見的錯誤判斷行為模式。 所有測試結果的解讀牽涉的都是機率問題,而在做此機率判斷之前,必須先根據之前已得的數據來建立統計模型。這過程中,採樣及數據的讀取方法都會影響最後的判讀結果。因為我們的測試結果是把個人數據放進一個經過採樣的模型,在做解讀時必須將這一步納進考量,才能獲得真正更準確的機率做為結論。 以新冠病毒為例,先讓我們假設其測試非常精準,誤診(false positive) 的機率只有 5%。所以當大衛(不管是紐約的大衛還是台北的大衛),被確診之後,一般人會認為這就表示 95% 的機率他的確是被感染了。但我卻告訴你,他真正被感染的機率其實低於 95%。 讓我們先以紐約為例。假設紐約這個疫區的感染率是 40%,也就是說,每1000個人當中有400個人會被感染,這一步的數字來自之前經過採樣而得到的模型。如果我們假設測試非常嚴格,其敏銳性高達100%(也就是說真的有病的人都不會被漏掉),但有5 %的 false positive rate (也就是每100個無病的人當中有五個人會被誤診為有病)。我們可以用以下的表格及簡單的數字來表示: 例一:紐約測試(敏銳性100%) 對於被確診的紐約大衛來說,現在已知的是他是430人當中的一個。此時當我們要再更進一步來瞭解他真正被感染的機率,看他是否屬於真正有病的那400人之一。 也就是說,在已得知確診的情況底下,他真正有感染的機率是:400 /430 = 93%。 那麼同樣被確診,對於台北大的衛為什麼會有不一樣的解讀呢?原因是台北的感染率很低,也就是環境不同,所套用的模型不同,基準比例(base rate)不同。同樣的表格,若我們把感染率改為 2%, 例二:台北測試 (敏銳性100%) 對於被確診的台北大衛來說,現在已知的是他是69人當中的一個。此時當我們要再更進一步來瞭解他真正被感染的機率,看他是否屬於真正有病的那20人之一。也就是說,在已得知確診的情況底下,他真正有感染的機率是:20 /69 =…
有些人會把理性與邏輯這兩個詞混淆,使用時不做區別,但其實這兩者在意義上是極為不同的。 邏輯是一種遵行規則去推衍的方法,用以描述事物之間的關係,但並不解釋「為什麼」或者是「動機」。邏輯的結論其實是在重述或調整(駁斥)所提出來的基本假設,邏輯方法本身和人類的經驗或具體現象無關。 而理性的目的則是為現實或現象找到合理的解釋。理性的想法必須使用語言來作陳述,而且是有對象的(具體人事物),有實例的,是可以觀察到, 可以表現出來的。 邏輯是一種方法;理性是一種透過語言的呈現。 邏輯是抽象的概念;理性是應用這種概念來解釋世界上有形的事物。 邏輯是一種純粹的數學語言;理性是人類頭腦認知處理過後的產物。 邏輯的準則是絕對的公理;理性的呈現是相對的論述。 舉例來說: 「所有的單身漢都是沒結婚的男人。老張是單身漢,所以老張是沒結婚的男人。」 這是一個運用邏輯所得到的結論,邏輯只是這個陳述中所應用的形式,或說公式, 它並沒有解釋為什麼老張是單身漢。 「老張沒有碰到情投意合的對象,所以沒有結婚。」 這是一個理性的陳述,它應用了我們一般合理的經驗來解釋這件事的發生,但卻不一定與邏輯相關。 之前另一篇文章(理性使我們遠離真理)曾經提過,理性是一種經過認知的論述,靠的是語言,跟論述者本身的經驗及文化很有關係。所以關於「為什麼老張沒有結婚」的問題,若換了一個文化場景,例如說在印度,那麼 「他爸媽沒有幫他安排門當戶對的相親對象」就會是個合理的推論。如果換成某個以財力為第一優先的社會環境,那麼「他沒有錢買房、買車」,大概就會是最合理的推論。因此我們可以看出來,理性的論述是如何受到說話者其認知與呈現的限制。 歸納 vs. 演繹 我們對一件事進行理性推論(reasoning)時,通常會使用的方法有兩種: (1)歸納 (inductive): 從某些個別的、特定的(specific)的觀察,集合更多證據,而衍生出一般性( general)的結論。例如,我碰到過三十個日本人,他們都很有禮貌,所以我認為日本人都是有禮貌的。這是使用歸納法所得到的推論。歸納法的思路是由下往上的,因為它是以許多的個別案例為基礎,一點一點往上架構理論。 (2)演繹(deductive):先具有一個一般性、普遍性( general)的原則或理論,可以被拿來套用在任何個別的例子。例如,我先假設日本人都是有禮貌的(被制定好的理論),所以只要碰到日本人,我就知道他一定是有禮貌的。演繹法的思路是由上往下的,因為它是先建構了一個普遍性的規則,在上面作引導,再把一個一個的案例放進去比對。 那麼,今天我若碰到了一個剛認識的日本人,吉田先生,我到底可否確定他有禮貌? 要更嚴謹地來驗證以上這個推論是否無誤,邏輯便是這個工具。 邏輯形式 邏輯論證最早是由亞里斯多德加以清楚定義的,他認為理性的論證應該要遵循某種形式(form) 與規則來進行推衍 ,其中包含了兩個部分: (1)前提Premise (P) 例如:「日本人都是有禮貌的」,「所有的單身漢都是沒結婚的男人」。 (2)結論 Conclusion (C) 例如:「吉田先生是有禮貌的」,「老張是沒結婚的男人」 亞里斯多德進一步開創了三段式論證法(syllogism),這是一種結構性的推論方法,結合了兩個前提(P1) 和(P2),以共同達成結論C。 P1 + P2 => C 前提一 (P1): 單身漢(X) =…
在某次露營時的晚上,我們幾個家庭,偕同一群青少年子女,一起玩起打電報(傳聲筒)的遊戲。這是很簡單的遊戲,就是某個人想出一句話,然後耳語給下一個人,依序一個一個地傳下去,看看原本的訊息到最後會被扭曲成什麼樣子。 期間有一個家長不斷地成為每次電報內容出錯的關鍵點,因為幾乎每次傳到他耳邊的信息他都聽不太懂,所以只好半猜半胡謅的往下傳。朋友開玩笑地說自己年紀大了,耳不聰,目不明。 「耳聰目明」這個中文成語,以大腦神經學及心理學的角度來看,還真是非常有道理。 我們大腦認知(cognition)的過程中,一開始就得仰賴對外界環境的知覺,不管是被動的刺激還是主動的觀察。這些知覺包括了最基本的五種感官(five senses):視覺、聽覺、觸覺、味覺、嗅覺,以及其他較複雜的,例如空間感、溫度感、疼痛感、速度(移動)感,等等。知覺的刺激直接影響我們神經系統的反應,然而它們的影響不只是在身體或物理層面上而已,它們其實還會影響到我們情緒,甚至意識層面的認知。這種種的知覺資訊會在我們的大腦裡被組織起來,形成一個導航地圖,幫助大腦作清楚的判斷。 我們的知覺系統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是隨著年齡發展的。從嬰孩,學齡兒童,青少年,直到成年,在不同階段會有不同程度的發展。一旦成年之後,到達頂峰,就會開始慢慢地走下坡,只是一開始(二、三十歲時)退化的速度非常慢,所以一般人很難察覺。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裡,認為小孩子只要耳朵聽得清楚,眼睛看得明白,基本上就算聰明了。因為這樣至少對現實環境的認知是準確的,學習是容易的,在人際交往時不會牛頭不對馬嘴,搞不清楚狀況。這種想法的確具有某種程度的科學性的。按照適者生存的法則,「耳不聰、目不明」被排擠或淘汰的機率是會提高的。 換個語言,從英文來看,更是清楚。 英文中說「理解」或「有道理」,用的詞語是 make sense。若沒道理,或不合理 ,是說 make no sense。如果一個人總是能夠明白道理,並針對現實狀況去作合適的反應及推斷,我們稱這個人很明理或很切實際(sensible)。 從以上這些例子可以看出來,能夠靈敏或正確的感知外界,並將之輸入頭腦裡,是理解事物的基本條件。而這個步驟靠的就是感官(sense),它幫助我們正確地獲取知覺的資訊。 因此從某種層面來說,所謂的「理」,其實就是基於感官知覺(sense)所得到的一種詮釋或推理。為什麼呢?因為這種種的知覺輸入,就是大腦認知(cognition)過程中的第一步。有了輸入進來的資訊,才能將之處理,才會有輸出的結果(決定或行為)。 以一個系統來說,如果輸入不對,即使系統本身是好的,得到的結果,或說輸出,也不會正確。我們的理性系統,來自於知識與心智的建構,但是如果這個系統是個知識的地窖(silo) ,缺乏與外界真實狀況的聯繫,少了知覺的觸角,一樣也是無用武之地。 所以,耳聰目明,不單是對與人互動時的察言觀色有幫助,更是良好的理性運作的必要條件。
在一個村莊裡,一群小朋友們都喜歡捉弄一個傻蛋,因為他分不清 一塊錢和五塊錢,哪一個比較值錢。你若是拿著一個一塊錢銅板和一個五塊錢銅板,讓傻子來選,他一定會選擇拿那個一塊錢,然後很知足地走了。 「真是個傻子啊!他竟然不知道五塊錢比一塊錢更值錢 !哈哈哈!」 因為他的行為有趣,大家就喜歡尋他開心,常常一有機會或有外人路過村子,就叫傻子來表演一下。 其實傻子一點兒也不傻。他心裡知道,如果他拿了五塊錢,那就沒什麼稀奇的,大家也不會一再地想看這個戲碼,那他就只能拿一次五塊錢,然後就沒戲唱了。但是現在每三天兩頭他就有機會可以再拿一塊錢,因此長期下來,他賺得可比五塊錢多得多啦! 這個傻子是個十足的理性主義者,因為單從他自身所能得到的利益來衡量,他的行為非常理性。而我們大部份的人呢?我們大多不願作這樣的傻子,因為我們對別人對我們的評價有感覺,沒人想在別人面前當個傻蛋。 Neuro-economics 是一門新興的學科,中文應該叫做神經(或大腦)行為經濟學。它是從大腦科學及心理學旁支出來,專門研究人們在消費、投資等經濟相關行為上是如何做決定的。這門研究的方式多採用大腦及實驗心理學的方法,但最直接的實際應用是在金融理財的市場行為及預測。因著這門學科對於人們行為的最新研究,學者們才恍然大悟地發現,傳統經濟學對於「人們的經濟行為是理性的」這樣的假設根本是錯誤的!許多的行為實驗證明,即使在投資理財這樣清楚基於數學計算、看似可以理性操作的動作上,人們都是潛意識地被情緒所影響,更別說每天生活當中的消費行為及習慣是如何受廣告、市場資訊所支配了。情緒在影響我們大大小小的決策上所扮演的角色之重要,導致大多數人的行為和一般用邏輯推論出來的行為結果大相逕庭,令學者們大驚失色。 行為經濟學在過去二十年來的研究發展迅速,開拓了我們對於人類行為各方面的理解,甚至可以說是一場柔性的革命。很有趣的是,它整合了原本只研究情緒的社會學、心理學,和只研究理性的經濟學。原本看似井水不犯河水的兩門學科,藉由大腦神經科學的幫助,發現其實是息息相關的。簡單來說,它發現了人類的情緒當中是帶有邏輯的,而在理性的操作裡也經常需要情緒。比起理性或生理知覺,情緒其實是更深植於我們大腦內部的一個決策指標,而且這是經過演化而來的優勢結果,因為它帶來的是更為廣義的(超過物質以外)的效用或福祉,有助於人類整個物種的生存。(若有興趣瞭解更多詳情者,可以參考「情緒賽局」一書, “Feeling Smart”,作者 Eyal Winter 。) 以獲取個人最大利益為目標的經濟行為是很單純的「行為理性」。但在社會環境中,人際之間的重複互動會使我們把其他策略(而非單單計算出來的利益)納入考量,以促進與他人之間的互動有更好的結果。比如說,行為經濟學裡重要的一個領域,賽局理論(Game Theory),就可以證明人與人之間互惠互利的情緒需求,可以促進雙方的合作動機。但同樣地,一旦有一方開始採取「行為理性」(從個人的角度來看)的行動,就會引發對方的「懲罰行為」。因為個人的「行為理性」(最大化自身的利益)一旦放入團體中來檢測,常常是自私的、不合作的,比如說逃稅、亂丟垃圾、插隊,等等。這時情況就會很快地急轉直下,造成「社會困境的賽局」,其結果就是大家一起倒楣,或一團混亂。 公平,是社會生活當中自動產生的一套判斷法則,左右我們的行為決定。而引導我們判斷何謂公平、何謂不公平的,其實多是情緒,而不是理性。這樣的一套規則,我們或許可以說它也是一種理性,因為它具有帶來團體長期效益的理由,我們稱之為「規則理性」,以有別於「行為理性」。「規則理性」規範了讓社會互動能運作良好的簡單一致的規則。實驗心理學及賽局理論所做的研究發現,當人們在社會互動中讀到某些不公平的訊號時,會不自覺地採取懲罰行為來回應。因此正常的群體行為會因為避免別人的懲罰或報復而自動找到一個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即使必須犧牲一點自己的利益。 我想強調的重點是,理性,在個人層面很簡單,也很容易預測,但一旦到了社會層面,就會衍生出非常不同的定義及標準。社會互動中一定會帶有「情緒價值」。既然說它是價值,就表示這個情緒不是被貶抑的,相反的,它是有價值的。正因為社會的運作龐大且複雜,不能單靠眾多個人獨自的「行為理性」為行事依據,反而應該要以團體共存榮為目標。根據生物學及社會科學對團體演化的研究,具有良性特徵,例如說具有較強的凝聚力以抵外侮,這樣的社會更能吸引個體加入,群體也得以存活下來。然而有利於社會的行為,對於個人理性來說卻常常不是最正確的選擇,因為它的驅動機制不是理性,而是情緒。所以我們在社會互動中潛意識所使用的情緒,是一個有利於物種演化的因子。 以上這些解釋來自於運用了很多複雜的邏輯及數學計算的研究,然而,要解釋這些行為背後的心理動機很簡單,說穿了,就是「沒人想當傻蛋」。 一個完全冷靜、自私、理性的個人,是不會介意當一個傻蛋的,因為行為理性的計算只是為了有利於他自己而已。但我們大部份的人都不願意當傻蛋,不管是為了公平,還是為了面子。
一位在澳洲駕車旅行的旅客,從告示牌上發現自己現在身處的地方叫做Murray-Sunset National Park。放眼望去,他只看得到一片荒野, 沒有任何建築物,沒人,沒水,沒電, 氣溫高達攝氏46度。但是他的iPhone 手機上的 Apple 導航地圖告訴他,這裡應該就是他要去的城市Mildura,一個位在一百六十公里遠之外,盛產葡萄的城鎮。 這是多年前的真實新聞,在澳洲類似這樣因導航錯誤而造成幾乎致命的意外事件層出不窮。 這個故事和我要探討的理性有何關連?很多人並不知道,我們經常標榜、高舉的所謂「理性」(rationality) ,其實也只是一個地圖,是一個經過人們心智建構出來的地圖,並不是現實或真理的本身。地圖畫得好,可以帶我們更接近答案;地圖畫得不好,失之毫里,謬以千里。 理性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 以最近(2019年五月)吵得很熱的中美貿易戰為例,在美國這方,支持與反對川普提高關稅作法的聲音都有。人們可以在這個議題上各自作理性的分析及探究,卻得到截然不同的結論。 支持的一方說:提高關稅可以降低貿易赤字。 反對的一方說:貿易赤字並非單純是美國與中國(單一國家)之間的因素。 支持的一方說:這樣可以促進美國企業的製造移回美國,增加勞工的就業率。 反對的一方說:提高關稅會大幅影響美國人民的消費生活及市場經濟。 支持的一方說:為了往後強制中國遵守規則進行透明公平的交易,現在必須作一點暫時的犧牲。 像這樣的辯論或口水戰,相信在政論節目氾濫的台灣,大家都非常熟悉。 理性這個詞,最基本的定義就是依照理由(而非隨機)來判斷或行事。若再要求多一點的話,它必須是客觀的,不含個人的意見或情緒。早在希臘哲學的時代,亞里斯多德開創出理性的論證必需遵循某種形式(form) 與規則來進行推衍,這個過程所需要的工具就是邏輯方法。 所以,更嚴謹一點來說, 為了達成理性論述,邏輯應該是一個必要的工具。 另外,理性與陳述(statement)是習習相關的。人類必須使用陳述來表達理性,雖然這個陳述可以是說出來的或不說出來的(在頭腦裡)。因此,語言便是闡述理性的必要工具。而語言本身即是受到限制的,是與文化、經驗等相關的。而語言基本上是運用符號的方式來給予意義,例如,蘋果這個詞語,之所以能代表實物的那種水果,是因為我們給予了一個符號的連結,並非這個詞語本身就是這個東西;「快樂」這個詞語,是我們創造出來以連結到某種我們可以感覺到的情緒,它並不等同於這個情緒的本身。語言有效地幫助我們的心智建構一個框架,其中存在了龐大的連結,但這個被建構起來的框架只是一個幫助我們認識這個世界的依據,它並不等同於世界的實體。 因為符號的連結是可以被替換的,心智的框架就可以被替換。既然是可以被替換的東西,就不可能是唯一的、確定的 。換言之,理性的闡述一定是受到人類心智本身的限制,也就不可能等於真相。所以,你可以有你的理性闡述,我可以有我的理性闡述,兩者都是用理性運作所得到的「呈現」(presentation),但可能都和現實或真理有一段距離。 有距離也罷,但是現代人習於濫用理性的標籤,往往反而使我們與真理越來越遠。 第一個問題是很多人認為只要把情緒剝離出來,就一定是理性的。這實在是太過簡單的定義。雖然理性是受到心智框架的限制,但嚴格來說它仍然必須是依照邏輯方法所產生出來的,才能提供有合理因果關係的解釋。 第二個問題是很多人會依靠自己已然得到的結論,而把追求真理的門關上。前面已經說過,理性的闡述只是一種呈現,並不等同於現實或真理。理性的運作是為了幫助我們更加靠近真理,在此同時,認知到不是只有別人,包括自己也只是在「瞎子摸象」,保持開放的心態是非常重要的。 人們在尋找目的地的過程中,地圖可能畫對,也可能畫錯,然而謙卑永遠是指引人類更靠近真理的明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