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行為經濟學

「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這本書揭露了很多關於人們使用直覺的謬誤，它的作者心理學家 Daniel Kahneman ，是2002 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你可能會覺得奇怪，為什麼一個心理學家會得到的是經濟學獎？在「沒人想當傻蛋」那篇文章中我曾提到過，行為經濟學（neuroeconomics, or behavioural economics）是一門結合眾多領域的新興科學，藉由整合心理學、大腦神經科學、機率學、統計學，甚至哲學的知識，來瞭解人們做判斷的行為，尤其是牽涉到資源的重新分配（獲得、損失）這一類的決定或預測，因此它最大的應用是在經濟學，也有人稱之為決策學（decision science）。 代表性直覺（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 琳達今年31歲，單身，坦率直言。她大學時主修的是哲學，在大學時代她非常關心社會正義及種族歧視相關的議題，也曾參加過反核示威遊行。 請問以下哪一個關於琳達的猜測最有可能？ （1）她是一個銀行行員。 （2）她是一個銀行行員，同時也是激進的女性主義者。 你選哪一個？ 大多數人都會選擇（2），因為根據之前的描述，大家覺得最有可能的是「她是個激進的女性主義者」。然而含有這個描述的選項只出現在（2），所以直覺選（2）會使我們的猜測更加明確。 然而仔細想想，這是個很基本的機率問題。答案（1）只有一個描述（事件A），而答案（2）是兩個描述（事件A 和事件B）。不管事件A的機率是大是小，一旦要再交集另一個事件，其交集的機率一定會小於單一事件的機率。 P(A & B) = P(A) * P(B) 機率是介於 0 到1 之間的數字，機率A乘上機率B，一定是越乘越小。所以，描述（1）正確的機率一定大於描述（2）正確的機率。 你很意外自己也會犯這種簡單的錯誤嗎？並不是因為你不夠聰明，而是因為你的大腦很偷懶。 Kahneman 和他的同事 Tversky 早在1970年代就用心理學實驗證明，我們的大腦經常為了求快，仰賴啟發式的直覺（heuristics）做快速判斷，而誤導我們做出錯的結論。我們的大腦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它可以降低處理的資訊量以及分析的步驟，以節省腦細胞運算的資源。 在他們研究得出的幾種常見謬誤當中，其中一個最有名的，稱為「代表性直覺」（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它有點類似偏見，抓住代表性的資訊，不多做分析或考量機率，逕自把人貼上標籤，以上關於琳達的問題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根據 Kahneman 和 Tversky 的研究發現，人們在做預測時，會偏好使用小範圍的資訊，更勝於具有一般性效力的資訊。我們下意識地認為小範圍的資訊更加明確（specific），所以應該會提高猜測的準確度，但其實這是一種謬誤。因為小範圍的資訊通常適用於特殊狀況，發生的機率較低，而一般性（普遍性）的資訊適用於更大範圍的情況，發生的機率較高。 忽略基準比例之謬誤（base rate neglect fallacy） 前一篇討論新冠病毒測試的文章裡提到「忽略基準比例之謬誤」（base…

在一個村莊裡，一群小朋友們都喜歡捉弄一個傻蛋，因為他分不清 一塊錢和五塊錢，哪一個比較值錢。你若是拿著一個一塊錢銅板和一個五塊錢銅板，讓傻子來選，他一定會選擇拿那個一塊錢，然後很知足地走了。 「真是個傻子啊！他竟然不知道五塊錢比一塊錢更值錢 ！哈哈哈！」 因為他的行為有趣，大家就喜歡尋他開心，常常一有機會或有外人路過村子，就叫傻子來表演一下。 其實傻子一點兒也不傻。他心裡知道，如果他拿了五塊錢，那就沒什麼稀奇的，大家也不會一再地想看這個戲碼，那他就只能拿一次五塊錢，然後就沒戲唱了。但是現在每三天兩頭他就有機會可以再拿一塊錢，因此長期下來，他賺得可比五塊錢多得多啦！ 這個傻子是個十足的理性主義者，因為單從他自身所能得到的利益來衡量，他的行為非常理性。而我們大部份的人呢？我們大多不願作這樣的傻子，因為我們對別人對我們的評價有感覺，沒人想在別人面前當個傻蛋。 Neuro-economics 是一門新興的學科，中文應該叫做神經（或大腦）行為經濟學。它是從大腦科學及心理學旁支出來，專門研究人們在消費、投資等經濟相關行為上是如何做決定的。這門研究的方式多採用大腦及實驗心理學的方法，但最直接的實際應用是在金融理財的市場行為及預測。因著這門學科對於人們行為的最新研究，學者們才恍然大悟地發現，傳統經濟學對於「人們的經濟行為是理性的」這樣的假設根本是錯誤的！許多的行為實驗證明，即使在投資理財這樣清楚基於數學計算、看似可以理性操作的動作上，人們都是潛意識地被情緒所影響，更別說每天生活當中的消費行為及習慣是如何受廣告、市場資訊所支配了。情緒在影響我們大大小小的決策上所扮演的角色之重要，導致大多數人的行為和一般用邏輯推論出來的行為結果大相逕庭，令學者們大驚失色。 行為經濟學在過去二十年來的研究發展迅速，開拓了我們對於人類行為各方面的理解，甚至可以說是一場柔性的革命。很有趣的是，它整合了原本只研究情緒的社會學、心理學，和只研究理性的經濟學。原本看似井水不犯河水的兩門學科，藉由大腦神經科學的幫助，發現其實是息息相關的。簡單來說，它發現了人類的情緒當中是帶有邏輯的，而在理性的操作裡也經常需要情緒。比起理性或生理知覺，情緒其實是更深植於我們大腦內部的一個決策指標，而且這是經過演化而來的優勢結果，因為它帶來的是更為廣義的（超過物質以外）的效用或福祉，有助於人類整個物種的生存。（若有興趣瞭解更多詳情者，可以參考「情緒賽局」一書， “Feeling Smart”，作者 Eyal Winter 。） 以獲取個人最大利益為目標的經濟行為是很單純的「行為理性」。但在社會環境中，人際之間的重複互動會使我們把其他策略（而非單單計算出來的利益）納入考量，以促進與他人之間的互動有更好的結果。比如說，行為經濟學裡重要的一個領域，賽局理論（Game Theory），就可以證明人與人之間互惠互利的情緒需求，可以促進雙方的合作動機。但同樣地，一旦有一方開始採取「行為理性」（從個人的角度來看）的行動，就會引發對方的「懲罰行為」。因為個人的「行為理性」（最大化自身的利益）一旦放入團體中來檢測，常常是自私的、不合作的，比如說逃稅、亂丟垃圾、插隊，等等。這時情況就會很快地急轉直下，造成「社會困境的賽局」，其結果就是大家一起倒楣，或一團混亂。 公平，是社會生活當中自動產生的一套判斷法則，左右我們的行為決定。而引導我們判斷何謂公平、何謂不公平的，其實多是情緒，而不是理性。這樣的一套規則，我們或許可以說它也是一種理性，因為它具有帶來團體長期效益的理由，我們稱之為「規則理性」，以有別於「行為理性」。「規則理性」規範了讓社會互動能運作良好的簡單一致的規則。實驗心理學及賽局理論所做的研究發現，當人們在社會互動中讀到某些不公平的訊號時，會不自覺地採取懲罰行為來回應。因此正常的群體行為會因為避免別人的懲罰或報復而自動找到一個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即使必須犧牲一點自己的利益。 我想強調的重點是，理性，在個人層面很簡單，也很容易預測，但一旦到了社會層面，就會衍生出非常不同的定義及標準。社會互動中一定會帶有「情緒價值」。既然說它是價值，就表示這個情緒不是被貶抑的，相反的，它是有價值的。正因為社會的運作龐大且複雜，不能單靠眾多個人獨自的「行為理性」為行事依據，反而應該要以團體共存榮為目標。根據生物學及社會科學對團體演化的研究，具有良性特徵，例如說具有較強的凝聚力以抵外侮，這樣的社會更能吸引個體加入，群體也得以存活下來。然而有利於社會的行為，對於個人理性來說卻常常不是最正確的選擇，因為它的驅動機制不是理性，而是情緒。所以我們在社會互動中潛意識所使用的情緒，是一個有利於物種演化的因子。 以上這些解釋來自於運用了很多複雜的邏輯及數學計算的研究，然而，要解釋這些行為背後的心理動機很簡單，說穿了，就是「沒人想當傻蛋」。 一個完全冷靜、自私、理性的個人，是不會介意當一個傻蛋的，因為行為理性的計算只是為了有利於他自己而已。但我們大部份的人都不願意當傻蛋，不管是為了公平，還是為了面子。